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处罚、回应与评论

编者按: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处罚决定书。对此,阿里巴巴集团迅速作出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反垄断法权威专家对此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充分表现出了执法的专业性和科学化,有助于促进互联网行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此,我们将相关的处罚决定书及行政指导、当事人的声明、反垄断法权威专家的评论等一起呈现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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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2021〕28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开曼群岛大开曼岛乔治城CapitalPlace一期4楼

基本情况: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当事人)于1999年成立,现任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主营业务包括网络零售平台服务、零售及批发商业、物流服务、生活服务、云计算、数字媒体及娱乐、创新业务等。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举报,2020年12月起,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对当事人涉嫌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开展了调查。期间,本机关进行了现场检查、调查询问,提取了相关证据材料;对其他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广泛开展调查取证;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深入核查和大数据分析;组织专家反复深入开展案件分析论证;多次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2021年4月6日,本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三、本案相关市场

根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同时考虑平台经济特点,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案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一)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提出,本案相关商品市场应界定为B2C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理由是B2C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与C2C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在商业定位和商业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具有合理的替代关系。

本机关认为,本案相关商品市场应界定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是指网络零售平台经营者为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商品交易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具体包括商品信息展示、营销推广、搜索、订单处理、物流服务、支付结算、商品评价、售后支持等。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属于双边市场,服务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群体,其显著特征是具有跨边网络效应,使双边用户对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的需求具有紧密关联。因此,界定本案相关市场,需要考虑平台双边用户之间的关联影响。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分别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和供给替代分析,界定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1.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与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为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商品交易提供实体经营场所、商品陈列及相关配套等服务,与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1)从经营者需求替代分析,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一是覆盖地域和服务时间不同。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由于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和交通等方面的限制,通常只能使经营者与周边一定区域内的消费者达成交易,覆盖地域范围有限。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则能够借助互联网,在服务范围上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并通过物流体系使平台内经营者与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达成交易。同时,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一般有固定营业时间限制,网络零售平台服务通过虚拟交易场所可以使平台内经营者实现全天候营业。

二是所服务经营者的经营成本构成不同。线下零售商业服务提供的经营场所一般是实体店铺,经营者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店铺租金、装修费用、人工成本及仓储成本等。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是虚拟交易场所,其经营成本主要为营销费用和佣金抽成等可变成本,试错成本相对较低。

三是支持经营者匹配潜在消费者的能力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借助大数据分析和算法等技术手段,可以汇总分析消费者偏好等市场需求信息,为消费者“画像”,使平台内经营者能够精准匹配目标客户,并通过营销推广将商品推送给更多潜在消费者,降低其对消费者针对性搜索和匹配成本,提升商品供应对消费者需求的匹配速度和程度。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由于缺少相应的数据和技术支撑,难以为经营者提供精准匹配消费者等服务。

四是为经营者提供的市场需求反馈效率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可以利用交易积累的用户评价等海量数据,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及其变化,使平台内经营者更好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商品生产和供应的调整。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为经营者提供的市场需求反馈信息较为有限,经营者借此调整商品生产和供应的效率相对较低。

(2)从消费者需求替代分析,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一是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范围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不受营业场所物理空间限制,可以提供更多种类的商品供消费者选择。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由于实体经营场所受物理空间限制,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种类没有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丰富。

二是为消费者提供的购物便捷程度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可以使消费者实现随时随地购物,并与物流系统紧密连接,为消费者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提高消费者购物便捷性。线下零售商业服务则需要消费者前往相应的实体店铺进行选购,且通常需要实地比较多家店铺才能选购到合适商品,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并且一般不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三是为消费者比较和匹配商品的效率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能够呈现更为大量和丰富精细的商品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消费者便捷地进行商品比较,快速搜索意向商品,提升消费者比较和选择商品的效率。线下零售商业服务提供的商品信息相对有限,且受到营业场所地理位置、交通时间等方面限制,消费者通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搜寻意向商品,比较和选择商品的效率较低。

(3)从供给替代分析,二者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

一是盈利模式不同。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主要通过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交易佣金、营销推广费等盈利。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主要通过向经营者收取固定的店铺租金等盈利。

二是线下零售商业服务转变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难度较大。有效进入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不仅需要满足提供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撑等方面要求,还需达到平台经济所必需的临界规模,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经营者转为网络零售平台的成本很高。近年来,线下零售商业服务经营者实际发展为网络零售平台的情况较少。

因此,从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分析,线下零售商业服务与网络零售平台服务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不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2.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构成单独的相关商品市场。

一是为不同类别经营者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根据平台内经营者不同,网络零售可分为B2C网络零售和C2C网络零售两种模式。B2C网络零售是指企业卖家对个人买家的零售模式,C2C网络零售是指个人卖家对个人买家的零售模式。两种模式中的卖家均为平台内经营者,网络零售平台向其均主要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帮助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达成交易。因此,B2C和C2C两种网络零售模式下的平台服务并无本质区别,网络零售平台通过调整平台规则,即可以实现两种网络零售模式的转换。因此,为不同类别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二是为不同商品销售方式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传统网络零售模式中,平台通常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货架式商品虚拟展示场所,消费者一般具有较为明确的购物需求,会主动到平台上搜索、浏览商品。新兴网络零售模式则主要通过直播、短视频、图文等多种内容展示方式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引导消费者购物。在两种商品销售方式下,网络零售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均为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均可以满足消费者网络购物需求。因此,为不同商品销售方式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三是为不同商品品类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根据平台内商品品类不同,网络零售商品可分为服装、电子数码、家用电器、食品、化妆品、家居用品、家装建材等细分品类,各个细分品类又可进一步划分,但对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而言,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内容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为不同商品品类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商品市场。

综上,本案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二)本案相关地域市场为中国境内。

一是从经营者需求替代分析,中国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中国境内平台内经营者主要通过境内网络零售平台,将商品销售给中国境内消费者。如果经营者有意通过网络零售平台向中国境内消费者销售商品,一般不会选择境外网络零售平台,而是考虑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络零售平台。

二是从消费者需求替代分析,中国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中国境内消费者通过境外网络零售平台购买商品不仅面临服务语言、支付结算、售后保障等方面的障碍,还要支付一定的进口关税,且商品配送时间相对较长。因此,中国境内消费者通常通过境内网络零售平台购买商品,一般不会将境外网络零售平台作为其购买商品的替代选择。

三是从供给替代分析,中国境内市场与境外市场不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互联网增值电信业务,境外网络零售平台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申请业务许可,同时需要搭建开展业务所需的物流体系、支付系统、数据系统等设施,难以及时、有效地进入中国境内市场,对现有的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形成竞争约束。

四是为中国境内不同地域提供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属于同一相关地域市场。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借助互联网可以为全国范围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且境内各地对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的监管政策不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境内。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财务报告、总裁会会议纪要、内部钉钉群聊天记录、工作总结、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文件、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四、当事人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提出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理由:一是衡量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份额的指标多元且不统一,不能以单一指标推定当事人具有支配地位;二是平台服务市场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发展,第三方支付和社会化物流等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新竞争者持续进入并快速发展;三是新兴平台的发展使经营者销售渠道多元化,对单一平台的依赖性有限,降低了经营者的迁移成本。

本机关认为,分析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需对有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当事人长期占有较高市场份额,且具有很高的市场认可度和消费者黏性,平台内经营者迁移成本较高,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认定,当事人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一)当事人的市场份额超过50%。一是从平台服务收入情况看。2015—2019年,当事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收入在中国境内10家主要网络零售平台合计服务收入中,份额分别为86.07%、75.77%、78.51%、75.44%、71.17%。二是从平台商品交易额看。平台商品交易额是指网络零售平台上的商品成交金额,是平台上所有经营者经营状况和消费者消费状况的综合反映。2015—2019年,当事人网络零售平台商品交易额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商品交易总额中,份额分别为76.21%、69.96%、63.58%、61.70%、61.83%。

(二)相关市场高度集中。根据平台服务收入市场份额,2015—2019年,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HHI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分别为7408、6008、6375、5925、5350,CR4指数(市场集中度指数)分别为99.68、99.46、98.92、98.66、98.45,显示相关市场高度集中,竞争者数量较少。近5年来,当事人市场份额较为稳定,长期保持较强竞争优势,其他竞争性平台对当事人的竞争约束有限。

(三)当事人具有很强的市场控制能力。一是当事人具有控制服务价格的能力。当事人在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商业谈判中,通常以格式合同方式,直接规定交易佣金费率和年度营销推广费支出水平,平台内经营者谈判能力较弱。二是当事人具有控制平台内经营者获得流量的能力。当事人通过制定平台规则、设定算法等方式,决定平台内经营者和商品的搜索排名及其平台展示位置,从而控制平台内经营者可获得的流量,对其经营具有决定性影响。三是当事人具有控制平台内经营者销售渠道的能力。当事人经营的淘宝和天猫平台商品交易额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商品交易总额中占比超过50%,是经营者开展网络零售最主要的销售渠道,对经营者具有很强影响力。

(四)当事人具有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条件。一是当事人具有雄厚的财力。2015—2019年,当事人净利润分别为(略),年均增长率24.1%;市值从2015年12月的1.32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12月的4.12万亿元,强大的财力可以支持当事人在相关市场及关联市场的业务扩张。二是当事人具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当事人凭借进入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先发优势,积累了大量的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拥有海量的交易、物流、支付等数据,对比其他竞争性平台优势明显。当事人具有先进的算法,能够通过数据处理技术实现个性化搜索排序策略,针对性满足消费者需求,并精准监测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上的经营情况。同时,当事人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公有云服务提供商,具有强大的算力,为当事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提供大规模计算、大数据分析等一整套云服务。当事人还具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建立了可靠的安全系统。上述财力和技术条件巩固和增强了当事人的市场力量。

(五)其他经营者在交易上高度依赖当事人。一是当事人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证据表明,当事人平台拥有大量消费者用户,且平均消费水平远超其他竞争性平台。同时,当事人的消费者用户黏性很强,跨年度留存率达98%。因此,当事人对平台内经营者具有很强的跨边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平台内经营者难以放弃当事人平台上的庞大消费者群体和巨大流量。二是当事人平台是品牌形象展示的重要渠道。在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当事人平台拥有很高的经营者和消费者认可度,是品牌形象展示的重要载体。调查过程中,平台内经营者普遍表示,与其他网络零售平台相比,当事人平台的影响力更大,消费者更为认可,放弃在当事人平台经营不仅影响营收,还会对其品牌形象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三是平台内经营者从当事人平台转换到其他平台的成本很高。调查显示,当事人平台是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最主要的网络销售渠道,在其网络销售额中的占比普遍较高。平台内经营者在当事人平台获得了众多固定用户,积累了大量的交易、支付、用户评价等数据,并依赖这些数据开展经营活动。用户和数据是重要资源和无形资产,难以迁移到其他竞争性平台,平台内经营者转换至其他竞争性平台面临较高成本。

(六)相关市场进入难度大。进入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平台,建立物流体系、支付系统、数据系统等设施,还需要在品牌信用、营销推广等方面持续投入,进入相关市场成本较高。同时,网络零售平台须在平台一边获得足够多的用户,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进入。目前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获客成本逐年提高,潜在进入者达到临界规模的难度不断增大。

(七)当事人在关联市场具有显著优势。当事人在物流、支付、云计算等领域进行了生态化布局,为当事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提供了强大的物流服务支撑、支付保障和数据处理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当事人的市场力量。

综上所述,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认定当事人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财务报告、工作总结等文件、与部分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协议以及国家统计部门统计数据、第三方机构统计数据、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竞争性平台经营数据及其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五、当事人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事实和依据

经查,2015年以来,当事人为限制其他竞争性平台发展,维持、巩固自身市场地位,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通过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和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等方式,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并以多种奖惩措施保障行为实施,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一)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当事人作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提供者,平台内经营者是其吸引消费者、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平台上聚集的经营者越多,越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形成正向反馈效应,使平台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力量。同时,不同类别的平台内经营者对于平台竞争力的贡献度不同。一般情况下,经营者品牌知名度越高、市场份额越大,对平台竞争力的贡献越大。当事人根据销售增长、商品能力、用户运营、品牌力、服务能力、合规经营等因素将平台内经营者由高到低划分为SSKA、SKA、KA、核腰、腰部、长尾、底部等七个层次,其中KA及以上经营者(以下统称为核心商家)是网络零售平台的关键竞争力。为增强自身竞争力,削弱其他竞争性平台的市场力量,当事人对核心商家提出禁止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的要求。

一是在协议中直接规定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2015年以来,当事人在与部分核心商家签订的《战略商家框架协议》、《联合生意计划》、《战略合作备忘录》等多种协议中,明确规定核心商家不得进驻其他竞争性平台、专注于在当事人平台开展网络零售业务,或者将当事人平台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网络销售渠道、不考虑自行或由代理商通过其他网络零售平台进行交易、改变现有网络零售渠道需经当事人同意等,达到使核心商家仅在当事人平台经营的目的。

二是口头提出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经营要求。经查,当事人更多是在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或者促销活动谈判过程中,对核心商家口头提出仅在当事人平台经营,要求核心商家不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设旗舰店,或者要求核心商家将其他竞争性平台上的旗舰店降为非旗舰店、控制其他竞争性平台专卖专营店数量、下架全部商品、不予发货、限制库存等。由于当事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平台内经营者对当事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具有较强依赖性,上述要求具有较强约束力。证据显示,当事人口头提出的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经营的要求普遍得到较好执行。

(二)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为吸引消费者,增加平台的商品销量,网络零售平台每年定期开展集中促销活动,如“双11”“618”等,对商品销量影响很大,成为网络零售平台开展竞争的重要节点。为获取竞争优势,当事人重点对平台内核心商家提出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重要促销活动的要求。

一是在协议中直接规定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2015年以来,当事人在与部分核心商家签订的《战略商家框架协议》、《联合生意计划》、《战略合作备忘录》等多种协议中,明确规定其不得参加其他网络零售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或者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通过其他网络零售平台自行开展促销等,以减少其他竞争性平台的影响力。

二是口头提出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要求。2015年以来,在每年“双11”“618”等促销活动期间,当事人均通过口头明确要求、发送核心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页面截屏等明示或暗示方式,要求核心商家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的促销活动,包括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的促销会场、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为商品打促销标签、不得在店铺内营造促销活动氛围等。证据显示,当事人口头提出的上述要求普遍得到较好执行。

(三)当事人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二选一”要求实施。当事人一方面通过流量支持等激励性措施促使平台内经营者执行“二选一”要求,另一方面通过人工检查和互联网技术手段监控等方式,监测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参加促销活动情况,并凭借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对不执行当事人相关要求的平台内经营者实施处罚,包括减少促销活动资源支持、取消参加促销活动资格、搜索降权、取消在平台上的其他重大权益等。上述处罚措施大幅降低消费者对被处罚平台内经营者的关注度,对其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具有很强的威慑效果,使得更多平台内经营者不得不执行当事人提出的“二选一”要求。

一是减少促销活动资源支持。促销活动中,网络零售平台一般会给参加促销的平台内经营者和商品打上特定标识,并在活动页面对特定经营者或商品予以优先展示,这是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促销活动、增加商品销量的重要方式。当事人对违反“二选一”要求的部分平台内经营者,采取了取消其促销活动期间资源支持的处罚手段。证据显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因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双11”“618”等促销活动,被当事人取消了促销会场优先展示位置。

二是取消促销活动参加资格。当事人制定“灰名单”制度,将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的平台内经营者列入处罚名单,取消其参加当事人大型促销活动资格。证据显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因未执行当事人“二选一”要求而被列入“灰名单”,进而遭到处罚,只有执行当事人要求并经当事人审核通过后,方能恢复参加当事人大型促销活动和“聚划算”“天天特卖”等日常促销活动的报名资格。证据表明,大部分被列入“灰名单”的平台内经营者执行了当事人“二选一”要求。

三是实施搜索降权。搜索算法的核心是提升搜索转化率,使商品得到消费者更多关注,从而提高商品销量,涉及平台内经营者的核心权益。搜索降权直接导致平台内经营者的商品在平台上排序靠后甚至无法被搜索到,严重影响商品销售。对部分未执行“二选一”要求的平台内经营者,当事人调低其搜索权重,以示严厉处罚。证据显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因未执行当事人“二选一”要求受到了搜索降权的处罚。

四是取消平台内经营者在当事人平台上的其他重大权益。当事人对经多次要求仍不停止在其他竞争性平台经营或者仍不退出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的平台内经营者,采取取消KA资格或者终止相关合作等手段,剥夺其相关服务保障等重大权益。证据显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因未执行当事人“二选一”要求,被取消KA资格或者被终止相关合作。

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签订合作协议为平台内经营者自愿,会给予平台内经营者独特资源作为对价,属于激励性措施,具有正当理由。当事人采取限制性措施是针对平台内经营者没有按照约定执行的情况,实施有关行为是保护针对交易的特定投入所必须。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实施有关行为没有正当理由。一是大部分含有“二选一”内容的合作协议并非平台内经营者自愿签订。调查显示,平台内经营者往往倾向于在多个平台同时开设店铺、销售商品,签订相关协议并非出于自愿。平台内经营者因违反合作协议要求而被当事人处罚,证明其并非自愿与当事人开展相关合作。二是调查发现,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并未因执行当事人口头要求而获得对价,取消对价只是当事人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处罚的手段之一。三是排他性交易并非保护特定投入所必须。当事人在日常经营和促销期间投入的资金和流量资源是平台自身经营所需的投入,并非为特定平台内经营者进行的投入。当事人采取的激励性措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回报,实施“二选一”行为并不是必须选择。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内部钉钉群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与部分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合作协议、各业务部门发展规划、工作总结、“双11”“618”招商规则、会议简报等文件、当事人自查报告以及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六、当事人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

当事人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形成锁定效应,以减少自身竞争压力,不当维持、巩固自身市场地位,背离平台经济开放、包容、共享的发展理念,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削弱了平台经营者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阻碍了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一)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竞争。

当事人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其进行交易,不能进驻其他竞争性平台或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展促销活动,直接削弱了其他竞争性平台与当事人进行公平竞争的能力和相关市场竞争程度,不当提高了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进入壁垒,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一是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当事人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的促销活动,不当抑制了其他竞争性平台可能获得的经营者供给,削弱了其他竞争性平台的竞争能力,排除、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同时,由于平台经济具有跨边网络效应,相关行为在直接导致其他竞争性平台上经营者流失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减少其他竞争性平台上的消费者数量,使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数量减少形成循环反馈,削弱其他竞争性平台的竞争能力,严重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证据表明,当事人出于竞争需要,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品类经营者或重点品牌经营者提出“二选一”要求,压制其他竞争性平台相关业务发展或阻碍其品牌升级,并实现了相应效果。

二是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潜在竞争。由于平台经济具有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特点,新进入的平台服务提供者需要积累一定规模的用户才能有效进入市场。当事人对部分平台内经营者提出不得进驻其他竞争性平台、将当事人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线上销售渠道等要求,在将经营者锁定在自身平台的同时,不当增加了相关市场潜在进入者与相关经营者达成合作协议的难度,使其难以获取进入市场开展竞争所需的必要资源,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的潜在竞争。

(二)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

当事人有关行为直接限制了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削弱了商品的品牌内竞争,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利益。

一是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由于不同平台侧重的消费者群体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平台内经营者具有多栖性倾向,希望通过多平台经营,提升经营效率,获得更丰富的销售渠道,更广泛地接触消费者,以实现更大的销售额。当事人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仅在当事人平台开店或者仅参加当事人平台的促销活动,剥夺了平台内经营者自主选择合作平台的交易权利,限制了其经营自主权。

二是不当减损平台内经营者合法利益。促销活动前,平台内经营者一般需要大量备货,并投入营销推广费等成本。当事人在大型促销活动期间向平台内经营者提出退出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等要求,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取消促销活动资源、搜索降权等惩罚措施,严重影响平台内经营者正常经营,导致交易缺乏稳定性和公平性,直接损害平台内经营者的正当利益。当事人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仅在当事人平台开店或者仅参加当事人平台的促销活动,也使其损失了原本可以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获得的收益。

三是削弱了品牌内竞争程度。同一品牌产品的经营者在不同平台上开展经营,可以在品牌内形成不同销售渠道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促销活动期间,网络零售平台往往通过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补贴,使其能够提供更为优惠的价格。当事人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仅在当事人平台开店或者仅参加当事人平台的促销活动,限制了同一品牌商品的销售渠道和促销渠道,削弱了品牌内的竞争。

(三)阻碍资源优化配置,限制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

当事人有关行为妨碍了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抑制了市场主体活力,限制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

一是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平台内经营者可以根据不同平台的经营效率、服务价格、管理水平、服务能力等在不同平台间自由选择,合理分配资源。当事人实施“二选一”行为,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网络零售平台间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商品供需有效匹配,降低了经济循环流通效率。

二是限制了平台内经营者多样化差异化创新经营。平台内经营者可以根据不同平台用户特点,通过旗舰店、专营店、专卖店等不同形式和渠道,相机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开展差异化经营,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当事人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抑制了平台内经营者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三是抑制了市场主体活力,影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公平竞争和技术创新。当事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维持和巩固自身竞争优势,削弱了平台经营者开展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影响了其他平台和潜在竞争者的创新意愿,不利于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

(四)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当事人有关行为限制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一是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在网络零售环境下,消费者的搜寻和比价成本大幅降低,更容易在不同平台间进行商品和价格比较,作出最优选择。当事人有关行为减少其他竞争性平台上可选择的品牌及商品,限缩了消费者可接触的品牌和商品范围,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二是限制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网络零售平台根据自身经营策略,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和促销活动。当事人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使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当事人的交易条件,无法享受其他平台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服务,限制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三是从长远看会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带来潜在损害。当事人有关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降低了平台经营效率,妨碍平台经营模式创新,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不当降低了市场竞争的强度和水平,影响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在充分竞争中不断优化和发展,损害效果会传递到消费终端,不仅损害消费者现实利益,也会损害消费者期待利益,减损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各业务部门发展规划、竞对策略、工作总结、内部钉钉群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文件、当事人自查报告以及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七、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经查,当事人自2015年以来,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参加促销活动,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侵害了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阻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且不具有正当理由,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同时考虑当事人能够按照要求深入自查,停止违法行为并积极整改等因素,本机关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1.不得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展经营;不得限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的促销活动。

2.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交改正违法行为情况的报告。

3.根据《行政处罚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本机关结合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作《行政指导书》,要求当事人从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依法合规经营。

(二)对当事人处以其2019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大写:壹佰捌拾贰亿贰仟捌佰万元)。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携缴款码到12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招商、邮储、华夏、平安、兴业)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罚款。缴款码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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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

国市监行指反垄〔2021〕1号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对你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结合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现提出行政指导意见,请你公司根据指导意见进行全面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建立健全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长效机制。

一、全面规范自身竞争行为

1.立即对照《反垄断法》开展全面深入自查,检视并规范自身经营行为。

2.依法申报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规定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不得违法实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3.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实施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二、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

4.强化平台内部生态治理,不断完善服务协议、平台运营、资源管理、流量分配等交易规则,客观中立设定搜索、排序等算法,公平公正使用数据资源,切实提高平台治理规则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

5.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与平台内经营者开展合作,不得从事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公平高价服务费、对平台内经营者施加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歧视性对待平台内经营者等行为。

6.建立消费者、平台用户、社会专家等对平台企业的外部评价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完善平台内部治理规则。

三、完善企业内部合规控制制度

7.建立并有效执行反垄断合规制度,明确合规管理要求和流程,完善合规咨询、合规检查、合规汇报、合规考核等内部机制。

8.定期开展公司高管和工作人员合规培训,增强反垄断合规意识,提升合规能力。

9.建立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合规情况制度,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四、保护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10.依法为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的交易信息,充分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自由选择权。

11.建立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健全投诉处理制度和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争议解决规则,及时、有效处理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反映。

12.对平台内经营者采取搜索降权、下架商品、暂停服务等惩罚性措施,应当及时予以公示。

13.建立各方面反映集中的竞争问题定期分析研判制度,加强与监管部门沟通,及时完善内部制度规则。

五、积极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创新发展

14.依法加大平台内数据和支付、应用等资源端口开放力度,充分尊重用户选择权,不得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交易,促进跨平台互联互通和互操作。

15.带头强化行业自律,积极通过技术革新、质量改进、服务提升、模式创新等开展良性竞争,实现创新发展。

16.坚持包容共享原则,为平台内经营者特别是中小商家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促进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

请你公司按照上述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和完成时限,于4月30日前报本机关,并自收到本指导书之日起3年内,每年12月31日前向本机关报送自查合规报告。同时,建议你公司主动向社会公开合规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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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致客户和公众的一封信

尊敬的阿里巴巴的商家、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们:

今天,我们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的行政处罚决定。对此处罚,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借此机会,阿里巴巴及全体阿里小二,对商家、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给予我们的信任和包容,表达我们的感恩,也坦诚地表达我们对未来长远健康发展的思考和行动。

过去几个月,我们全力配合调查,认真学习国家对平台经济的政策和要求;在保证业务平稳运行的同时,进行系统的自审自查与完善升级。我们认识到,今天的处罚,是对我们的警醒和鞭策,是对行业发展的规范和呵护,是国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平台经济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的全新生产关系。过去二十多年,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得益于管理部门对创新的支持和包容,阿里巴巴有机会和千万中小商家、亿万消费者一起,探索创造出淘宝、天猫等平台模式,降低了经营和创业成本,提高了社会效率,打通了经济末梢循环。今天,平台经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时代和社会对平台企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平台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同时我们会牢记,平台的价值是整合、分享资源,是通过帮助他人成功而取得成功,是不断为社会创造价值而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深知,只有永不停步地顺应时代和国家发展,永不停步地倾听、了解、服务好成千上万的商家和消费者,永不停步地追寻技术创新,才是我们的生存之本。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客户价值、聚焦客户体验,并继续出台一系列降平台经营门槛、减平台经营成本的措施,为所有商家和合作伙伴创造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共享发展成果的平台环境。

今天是阿里巴巴集团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天,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直面问题,锐意革新。政府的监管与服务,社会各界的批评、包容和支持,是阿里巴巴一路成长的关键。对此,我们心怀感恩,也同时心存敬畏。客户第一,做一家为社会不断创造长期价值的好公司,既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存在和发展的最大意义。我们对此充满信心,绝不动摇。

阿里巴巴集团

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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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反垄断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平台经济是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结果,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样态。平台经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网络作为重要载体,在不断进步的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提升着经济效率,优化着经济结构,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平台经济最为重要的主体,平台企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超越了所有的企业类型和经营模式。近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平台经济领域诸如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频发,引发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平台经济是创新的产物,平台企业应该持续引领和推动创新,而不是阻碍和终结创新。创新的繁荣,需要有效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竞争秩序。

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82.28亿元。该案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第一起重大典型的垄断案件,标志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了新阶段,释放了清晰的政策信号,即国家在鼓励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强化反垄断监管,有效预防和制止平台企业滥用数据、技术和资本等优势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规范和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创新发展。该案的调查处理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和示范作用。

一、体现了依法监管的原则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驱动着企业不断创新。发挥反垄断监管的作用,就是要坚持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加强反垄断执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平台经济通过有序竞争实现创新。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反垄断法》,而且,平台经济越成熟越创新,就越需要科学有效的反垄断执法。

对于竞争性平台,平台企业应该守住《反垄断法》等法律的底线;对于平台内经营者,平台企业应该履行《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赋予的基本义务;对于消费者,平台企业应该依法尊重消费者权益。然而,平台企业对商家实施的强制“二选一”,剥夺了商家在多个平台同时开展业务的机会,扼杀了平台之间、品牌内部以及品牌之间的竞争。当供给侧的竞争机制受损,市场创新动力就会受影响,消费者利益最终也会受损。阿里巴巴集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对平台内经营者提出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从事经营活动、不得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的促销活动等“二选一”要求,并采取多种奖惩手段保障“二选一”得以实施,是《反垄断法》明确制止的典型的限定交易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充分体现了对平台经济依法监管的原则,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平台经济领域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我国《反垄断法》对于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对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平等适用,目的是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本案的调查处理,并不是否定平台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而是通过依法规范,促进平台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本案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了常态化阶段。常态化的依法监管将进一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为市场划定明确的行为红线,促使平台企业规范市场行为,倒逼平台企业将重心放到积极创新、公平竞争和更好服务消费者上来。

二、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理念

支撑平台经济的新技术日新月异,平台经济业务类型复杂、竞争动态多变。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并无定式,难以进行类型化分析。为了避免“过早”以及“过度”执法伤及行业本身的创新和竞争层次的提高,需要经历必要的“观察期”,以支持平台经济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平台企业已经由“孩童”进入到“青年”时期,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初步定型,所实施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行为对竞争、创新和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可以明确清晰地予以识别,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启动反垄断执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众所周知,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竞争。为了鼓励和促进创新,我们需要维护公平竞争;推动繁荣创新,倒逼竞争层次不断提高。只有通过竞争和创新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就意味着打破甚至颠覆既定的秩序、结构和机制。凡是创新,都会对既有的竞争机制和秩序产生影响。因此,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依然需要秉持审慎监管的理念。近两年,关于平台经济领域垄断问题的反映较为集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首先对各方面反映强烈的“二选一”问题开展调查并依法作出处理,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理念。同时,从本案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对“二选一”行为的法律和经济分析经过了充分研究论证,同样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理念。《反垄断法》当然适用平台经济领域,但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积极执法的同时坚持审慎的理念无疑是科学理性的选择。

三、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监管思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发出了明确的“支持”信号,同时提出“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释放了“规范”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支持与规范并重。平台经济创新发展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一公共产品是市场自身无法提供的。维护市场秩序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竞争和创新的良好互动,而且需要更好地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适时启动反垄断执法,不仅可以有效制止垄断行为,恢复相关市场的竞争机制和秩序,维护和激发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并且可以通过查办案件产生威慑和示范作用,实现查办一个案子、规范一个行业的良好效果,是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必要法律工具。

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的罚款,计182.28亿元。根据《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10%的罚款。阿里巴巴集团“二选一”行为从2015年开始,涉及面广,持续时间较长。4%的罚款比例较为适中,既体现了依法依规和过罚相当的原则,体现了国家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态度和决心,也体现了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充分体现了发展和规范并重的原则。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制定了《行政指导书》,要求阿里巴巴集团围绕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同时要看到,平台经济一直处于创新和竞争相互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因此,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需要格外关注在现行《反垄断法》框架下为创新留出法治的空间。经营者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设计交易流程和商业模式,必须兼顾竞争、创新与消费者利益。本次执法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平台企业竞争行为及其后果的认识。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更加积极有效地分类监管和执法,支持和规范平台企业发展。在执法实践中,充分把握好支持和规范的关系,依法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反垄断监管要保障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维护平台经济开放、包容、共享的环境,让平台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机会,让市场始终存在出现下一个阿里巴巴的可能性,以科学有效的反垄断监管回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四、体现了科学高效监管的作风

平台经济的竞争是创新性质的,具有高度动态属性。反垄断执法需要把握平台经济领域技术和商业模式变革快、创新周期短和动态竞争的特点,进行必要的竞争效果分析。平台经济是集成式经济,通过信息通信及数字技术将许多法律关系集成到一起。消费者线上消费只需要按几个键下去,就会触发平台服务法律关系、商品买卖或者服务法律关系、资金流转法律关系、物流服务法律关系等诸多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终止。反垄断执法需要准确解构这些法律关系。由于平台经济及其竞争行为的特殊性。对于相关市场的科学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综合认定、违法行为的依法取证、竞争效果的充分分析、行政处罚宽严相济的权衡,反垄断执法机构需根据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强化竞争分析和法律论证,增强反垄断执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对执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执法工作作风提出了科学高效的要求,以保证执法的质量和效率。本次执法检阅了我国反垄断执法队伍执法能力和工作作风,丰富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经验,为平台经济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平台经济是顺应和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模式。创新是平台经济乃至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和最关键因素。若无创新,竞争则是低层次的存量利益竞争。唯有创新成为发展动力,才能推动增量利益的竞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坚持创新、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三者并重,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促进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让竞争引导和激励平台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模式创新,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层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消费者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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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需要整体监管和协同监管——从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行政处罚案谈起

孙晋

武汉大学教授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这需要在当下及未来我国数字经济规范发展中长期坚持。

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销售额4%计182.28亿元罚款。该案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第一起典型的重大垄断案件,是监管部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标志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了新阶段,执法目的在于规范和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创新发展。

实际上,数字平台强化反垄断,问题本身远远不限于“二选一”,还在于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超级监管难题,单靠反垄断执法远远不够,需要整体监管思路和协同监管举措。

一、平台企业尤其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资本无序扩张的主要问题

数字经济,其载体是互联互通几乎没有边界的互联网和平台,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加持下,又得益于政府放松规制,发展迅速,以至于把监管抛在了后面。监管跟不上数字创新和平台发展的步伐,必然积累了不少问题,首当其冲的当属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另外,平台资本无序扩张,主要体现在平台业务的过度扩展蔓延,尤其向金融领域延伸,在扩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基础上,又形成系统性风险,衍生金融稳定问题,二者叠加,对现行监管形成严峻挑战。竞争问题和对金融稳定的威胁,反过来阻碍了创新,影响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平台产融结合的金融风险问题

平台企业一般发展到一定规模,在资本逐利本性驱动下,“流量变现”“数据变现”的趋势日益明显,需求日益强烈,驱使平台企业特别是超级平台企业必然涉足金融业务,发展金融科技,形成互联网金融平台。相比于传统经济活动的范围经济效应,平台的范围经济效应更为显著,其原因有二:平台在聚合生产要素拓展产品和服务时,不存在传统企业所面临的空间限制;平台聚合生产要素拓展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也要比传统企业的成本低得多。这种超常的范围经济效应使得平台多元化跨行业经营变得更加容易,多元化程度越高其范围经济效应也就越大,驱使平台纷纷致力于多元化扩张,可以在较短时期就变成了一个触角无所不及的商业帝国。由产而融的产融结合便是各大头部平台企业趋之若鹜的商业策略,因为由商品和内容服务平台向金融服务延伸,便将互联网无所不在的连通性与金融资本无所不及的触角相融合,带来了巨大的范围经济效应,无异于为超级平台的资本扩张装上了“永动机”。这种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产融结合,如果失去监管制约,尤其当失去金融监管,其负外部性不断显现和积累,既容易形成垄断,又造成资本无序扩张,威胁金融稳定。由于平台的创新活动和多元化经营主要考虑其纯粹的商业利益,很少顾及可能对社会带来的负的外部性,换言之,平台获取了创新和经营的收益,却没有承担由此而带来的全部成本,从而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对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而言,如果仅仅只考虑企业创新和经营的成本与收益,而对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不予考虑或考虑不多,这就对国家金融稳定造成了威胁。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以蚂蚁集团被金融监管部门约谈和要求整改为例,为了落实中央要求,去年12月26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四个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当日在代表四部门答记者问时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将强化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市场秩序”。通过约谈,蚂蚁集团的资本扩张可窥斑见豹,监管当局对金融科技平台企业的垄断引起的金融稳定的担心也是一览无余。对互联网领域的产融结合进行金融监管已成为促进金融创新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作任务,反垄断和金融监管两者有着极强的逻辑关联。

(二)风险叠加和垄断传导问题

平台企业垄断和金融风险并存,二者叠加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对传统监管的挑战被急剧放大。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产融结合带来的市场力量集中包含两个阶段或曰两次集中:一是互联网领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或者产业资本拓展到金融领域带来的经济力集中,即“首次集中”;二是作为产融结合结果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对外兼并、控制、扩张所导致的经营者集中,即“再次集中”。

互联网产融结合的原因既包括企业推动自身业务增长、突破单一盈利模式的内在需求,也包括外部环境有利条件的刺激。具体来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网民规模飞速增长;监管部门近年来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民营金融政策逐渐放宽,并推动发展普惠金融,同时中小微企业进行间接融资的需求缺口很大。互联网科技产业资本在规模壮大后,因其现有产业资源丰富、用户数据积累庞大,天然适合“由产向融”进行产融结合,以利用产融业务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快速发展。这就为互联网科技企业进行“首次集中”提供了合理动机和天然优势,例如阿里巴巴集团就是从2002年开始,以自身业务为出发点,通过新设、收购和参股的方式逐步发展了第三方支付业务,建立了庞大的商家诚信数据库,开始走上产融结合的道路。

互联网领域产融结合的“再次集中”,则是产融型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对外兼并扩张,包括开展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甚至开展证券基金业务。作为资本扩张的典型表现,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导致互联网金融平台市场势力如虎添翼、不断膨胀,极易妨碍市场竞争和威胁竞争秩序。如今我国少数互联网金融科技巨头已经通过兼并扩张演变为“超级垄断者”,不仅控制了大量金融公司,还对纵向的物流仓储或是传媒广告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纵向收购,将抑制竞争的力量从金融服务领域延伸到新扩张的领域,引起更加严重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情形。首先,大型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优势掌握大量数据,辅以互联网技术的外部性特征,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地位;其次,上述竞争优势可使得大型互联网企业在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度集中,并逐步强化为市场垄断;第三,大型互联网企业还可能导致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传统措施失效。事实上,互联网渠道在一些金融业务上已经展现出优势,例如微信支付、支付宝在移动金融支付领域的双寡头格局。再比如,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去年3月发布的《2014-2019年互联网财险市场分析报告》,互联网渠道对保险销售领域的渗透近年来发展也非常迅速。

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的垄断问题不在于规模大小即市场集中度高或市场占有率大,这是数字经济的特点决定的,而在于资本无序扩张,利用平台和数据做了很多不是平台该做的事;或者通过平台垄断了其他的业务,以及平台利用数据开展跨业垄断经营,赢者通吃。这与传统的情况不同。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它为许许多多买卖双方(商户)提供了一个交易市场,虽然它也有各个商户的信息,但它并没有利用小商品市场的资源自己“包办”所有的业务,而是允许银行、保险公司进来,也允许饭店、宾馆进来开展经营。

总体来说,互联网平台巨头的产融结合带来的负外部性,在利用庞大市场力量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市场竞争,最终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基础上,主要涵摄以下两点:一是逃逸监管合规要求,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积累金融风险;二是垄断危害叠加金融风险引发风险累积,并有因产融结合发生垄断传导和风险传递的可能。此外,平台的公司治理机制往往不健全,内部人控制严重,经营透明度低,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也是客观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与平台企业的逐利本性和逃避甚或抵触监管联系密切,但都与我们的监管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我国对平台企业的现行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平台企业尤其金融科技平台给监管部门出了一道“超级难题”

互联网平台企业尤其金融科技平台因其资本扩张、产融结合运作且跨界混业经营,足以形成一个闭环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平台制定交易规则、提供交易场所、支付服务、金融服务甚至扮演交易监管者角色,相当程度上具备了配置资源的功能,具有企业和市场双重属性,兼具运动员和裁判者的双重角色。与传统企业相比,这些新型平台企业已是摆在监管机构面前的一道超级难题。以金融科技平台为例,首先,这些企业成立以来,以“创新者”面貌出现,在发展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方面发挥了创新作用,即使如此也不能允许以创新的名义否定监管甚至抵制监管,监管部门和执法机构更不能因为担心自己“逆创新而动”而惮于执法。其次,传统的监管工具在面临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时,如没有明确的规则指引则容易隔靴搔痒,甚至沦为金融科技平台规避监管的挡箭牌。金融科技平台的资本无序扩张兼具金融综合经营(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和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跨业经营(产业资本无序扩张),出现混业经营、跨平台协同效应带来的价格机制不明显、相关市场不清晰以及更加隐蔽的内部交易等问题,容易带来市场力量过度集中和金融风险叠加,客观上对反垄断执法、金融监管乃至公司治理都形成严峻挑战。

(二)包容审慎监管在现实中的异变与虚化

十余年来,监管部门由于认知能力和技术手段难以跟上平台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变化,加之既有的属地为主、线下为主、条块分割的监管体制与平台跨地域、跨行业、线上为主的技术架构和运营模式不匹配,导致监管面对平台经济出现严重“能力缺失”和“监管迷茫”:一方面,监管机构期望通过新兴行业的蓬勃发展来推动业务创新和经济增长,又担心背负“阻碍创新”的骂名,从而忌惮监管,实践中往往“包容有余”、“监管不足”;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则担心新兴业态对既有监管框架构成冲击,使其面临较大的监管风险,不知从何管起和如何监管,技术创新和新兴业态的发展前景变幻莫测,监管机构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很难提出一步到位的完美监管方案。于是,在主客观因素双重影响下,国家倡导的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现实中异化为弱监管甚至不敢和不会监管。对互联网平台一味抱持自由放任监管态度,监管部门“有形之手”闲置,存在较大的政府失灵风险,必然为市场失灵埋下隐患。

(三)单一监管碎片化监管“顾此失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主要针对的是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同一个监管对象在发展中出现了垄断和金融稳定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必然需要反垄断执法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开展协同监管。遗憾的是,现实中二者主要各自为政,缺少监管合作,没有形成监管合力。平台经济碎片化监管往往顾此失彼,降低了效率和精准度。实际上,数字经济领域混业经营和跨行业竞争乃市场常态,而各个监管部门切割式对同一对象分而治之,必然导致头尾不接的监管断裂和碎片化。比如,一些平台企业广泛涉足网约车、外卖、共享单车、物流等细分市场,与之对应的监管部门和治理规则却各不相同。这使不同政府部门在面对平台企业时犹如盲人摸象,平台企业在应对各个政府部门时也无所适从。在分行业和分部门的监管架构下,部门监管的分而治之,固然有助于发挥各个职能部门的专业优势,但碎片化的监管必然导致政府监管效率低下和精准性不高,反而提高了政府监管成本和企业合规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针对大型金融科技平台的监管,单一监管即使花费较大成本也不能很好解决问题,单打独斗行不通,必须多管齐下——金融监管需要倚重反垄断工具,反垄断监管离不开金融监管的技术支持。只有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才能事半功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加强整体监管建构超级协同监管机制

数字经济的超强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锁定效应等新特征,决定了平台企业的市场力量过度集中、数据封锁高筑壁垒、混业经营跨界竞争、产融结合风险叠加与传导等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成为常态,需要不同的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成为客观现实。如果各个监管部门都拿着本部门的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平台企业必然步履维艰无所适从。只有各个不同的监管部门抛弃“责任田”和“画地为牢”的传统惯性思维和确立大市场整体监管、协同监管和合作监管的现代理念,才能为扩展性极强多元化经营的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大市场整体监管理念下,2018年国家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是顺应地方政府创新改革、回应理论界呼吁的监管体制重大突破,在顶层设计上基本解决了横向间政府职能交叉的问题。新一轮市场监管机构改革,旨在打造一套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统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制度体系,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为原则,针对以往市场监管“多头管理”的弊端,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监管套利和监管逃逸问题,瓦解监管隔离和部门利益固化的藩篱。但从平台企业跨界竞争产融结合的情况来审视当前刚刚建构的大部制统一监管架构,依然不能解决产融结合和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垄断问题、金融风险以及二者问题的叠加。当下主要针对我国金融科技平台加强监管、强化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稳定的大幕已经揭开,强化反垄断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但是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科技巨头尤其互联网金融巨头这样具有“平台效应”跨界经营的“新型垄断势力”,因其经济力过度集中而带来的“赢家通吃”的市场垄断特性和“大而不能倒”从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外部性,即是资本无序扩张的典型后果,单靠反垄断监管还远远不够,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强化反垄断执法乃至改进公司治理的协同监管,多管齐下。

其实,只要我们系统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探索,不难发现我国市场监管经历了从最初的限制市场、到有序竞争和专业监管、再到宽准入严监管和大监管的变迁,这一演进的逻辑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角色和定位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对市场监管的探索和创新。整体监管、协同监管的发展趋势,高度契合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数字经济不仅涉及二选一、算法合谋、大数据杀熟等垄断问题,还涉及金融风险、侵犯个人隐私、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处理涉及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工信、网信以及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有效监管有赖各职能部门在证据获取、信息收集等方面协同配合。具体到金融科技平台,对其反垄断监管至少需要金融监管的同时介入,甚至公司治理也成为可能的监管工具。金融监管重效率与安全的内在统一,反垄断规制重外部市场的公平竞争与秩序,而公司治理重内部决策制衡与对外利益平衡;前者主要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市场准入与退出、资本充足率和内部交易所带来的风险集中与扩散进行监督,中者主要对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造成的限制竞争和侵害消费者利益问题进行规制,后者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内部决策非理性化。在对平台进行监管和规制时,金融监管注重平衡经济效率与安全,而竞争政策侧重保护市场竞争和秩序,公司治理追求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三者是耦合与互补的。作为新生事物,金融科技及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产融结合快速创新发展,出现很多新特点。总体上监管应坚持竞争政策优先,同时应当构筑金融监管机构和反垄断机构之间协调互助的权力配置格局,在市场准入的监管、限制竞争行为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等方面可以建立协商机制,共同制定政策和指导性文件,信息共享合作执法。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部署,2018年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作为金融工作的“前线指挥部”。为了强化平台企业尤其金融科技平台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必要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强化中央银行和市场监管总局的合作,构建数字经济平台领域“超级协同监管机制”,整合不同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信息共享,分工合作,形成监管合力,有效开展反垄断工作,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

至于如何操作,笔者认为,反垄断监管(执法)是一般性普遍性监管,金融监管是专业性监管。所以,数字经济下对金融科技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必须建立在行业监管基础上,按照行业监管的基本原则开展反垄断监管。因为数字经济中的一些平台垄断问题是新生事物,为了追求反垄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行业监管的基础上开展反垄断才是明智之举。只有具备一系列的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持,再配套反垄断法律制度,反垄断在平台企业的适用才可能是持久有效的。在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多元化经营、金融行业间界线日益模糊、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确有必要通过加强监管协调,促进金融监管与反垄断监管(执法)之间、金融监管政策之间、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甚至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弥补监管真空,减少监管套利,增强监管有效性,有效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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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企业不能触碰垄断“高压线”

张晨颖

清华大学法学院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案是我国执法机构认定互联网平台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第一案。平台经济对一般消费者、中小企业的影响日益广泛,改变了人们的交易习惯和生活方式,但也出现了妨害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平台用户利益的行为,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反垄断制度有必要对此予以回应、重申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目标和具体规则。在世界各国加强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监管的时代背景下,本案的意义尤为深远。

一、明确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要件

根据《反垄断法》第三章的规定,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有如下要件: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该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上述要件如何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一直是焦点议题。从行政处罚决定书来看,执法机构有效回应了以上关切。

首先,相关市场的界定方法既延续了传统的替代分析思路,又充分体现了案涉互联网平台的特点。本案涉案行为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和天猫平台实施的,执法机关以淘宝和天猫平台直接对应的“交易型双边平台”为起点,按照紧密替代标准分析了多组相近交易模式,比如线下零售服务市场与线上零售服务平台、单边B2C网络零售服务与B2C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等。针对这种跨边的网络效应,在每一组替代关系中同时对需求替代、供给替代两侧进行了分析,最终界定的相关商品市场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包括B2C网络零售平台服务、C2C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内容型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等细分市场。

其次,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以现行法为依据又考虑了具有互联网平台特征的竞争性要素。互联网平台行业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锁定效应等特点,在根据《反垄断法》第18条判断其市场力量时,要结合行业特性综合考虑。比如常见的GMV(GrossMerchandiseVolume)并不直接适合于“平台服务市场”。此外,超级平台的优势在于其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生态,聚合效应巨大。其中某一个部分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会得到其它多个相关组织的支持,即系统性的能量加持。就本案而言,淘宝和天猫平台的竞争能力,承载着阿里巴巴在物流、移动支付、云计算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服务的能力,体现着阿里巴巴在数据、算法与算力三方面形成合力,对市场有强大的控制力。

再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定性既符合一般规则标准,又聚焦交易平台的典型做法。当事人对商户分层,选择对交易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商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或者适用不同的竞对措施,通过奖惩两种方式实现限定交易的目的,或者限定部分商户只能在其平台开店,或者限定部分商户不得在特定平台开店。从限定交易行为的性质来说,限定意味着对意思自治和合同自治原则的限制,对交易相对人自由选择权的限制;既可以直接限定、也可以通过价格等交易条件间接限定;既可能是强制性限定也可能是利诱性限定,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复次,限定交易行为的竞争损害分析以竞争秩序和平台用户利益为核心凸显互联网平台的特质。违法行为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造成了市场损害,依次为:损害了平台内用户(商家和消费者)利益、排除限制了平台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妨碍资源优化配置。究其根本,在于限定交易行为背离了平台经济开放、包容、共享的发展理念,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削弱了平台经营者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阻碍了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二、有力警示平台企业不能触碰垄断“高压线”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从宏观维度看,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在经济领域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了主要经济体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措施,近年来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在多个法域受到反垄断调查。2020年欧盟公布《数字服务法》(草案)和《数字市场法》(草案),旨在完善制度,遏制大型网络平台对隐私保护、自由竞争的不利行为,对平台经济加强监管是全球大趋势。我国平台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垄断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我国《反垄断法》修订过程中,正在研究有关平台企业的规则更加具体化,更符合数字经济规则。今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有效增强了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此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13起平台经济领域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公开作出行政处罚,充分释放了平台经济领域不是法外之地的信号。

平台企业应遵法守法,依法合规经营,特别是要重视反垄断合规。由于垄断行为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影响的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石,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均对垄断行为规定了比较重的法律责任,垄断案件一般罚款额巨大,如欧盟自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对谷歌进行反垄断处罚,累计金额超过600亿元人民币。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10%的罚款,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处2019年度销售4%的罚款,计182.28亿元。本案的调查处理有力警示,垄断是平台企业经营的“高压线”,不能触碰,否则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平台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不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实施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自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三、以反垄断执法推动平台竞争规范保持行业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以平台为基础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平台经营者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也呈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关于平台垄断问题的救济需求日益增加,在本案之外又如“头条诉腾讯”案、“格兰仕诉天猫”案。可以看到,平台的垄断问题并不限于电商行业,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市场行为争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均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得到社会热烈反响和广泛支持。从去年对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应申报未申报行为的行政处罚,到今天对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执法,这一系列执法行为也侧面说明了平台企业反垄断已成为关系全局的紧迫议题。在《反垄断法》之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有关于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但该法更偏重于市场行为的公平性、正当性,与《反垄断法》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的视角不同。值此《反垄断法》修订之际,有必要对竞争法律规则进行体系化的统筹考虑,使《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秩序。

从行业发展视角来看,相对工业化时代大型企业的演进路径,互联网平台的扩张呈现出急速向纵深和广域发展的特点。这得益于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也因此两极分化,头部企业利用其数据、技术优势在要素源头上设置关卡,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妨碍资源优化配置,以此巩固并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这不仅降低了平台用户的选择权,更不利于平台领域的有效竞争,最终将损害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行业发展失序,不利于平台长远健康发展,亟需在行业中维护正当的竞争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本案作为互联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一案正当其时,彰显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维护互联网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态度和信心,执行中央加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宏观部署的决心,体现了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的原则,体现对平台经济加强监管,规范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上互联网反垄断提供了中国智慧。

我国是公认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互联网平台在市场经济、未来经济中的重要性业已体现,也必然日益突出,互联网平台担负的使命任重而道远。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立足于创新发展、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增强国际竞争力,走向更广阔的经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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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垄断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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