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宗旨研究(8)

三、终极目标论

终极目标论认为:反垄断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但是这些多元化的宗旨之间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存在终极目标与非终极目标之分,非终极性目标只是终极目标的工具或者实现路径而已。在终极目标论中,有两种不同的代表观点,即消费者保护论与经济效率论。[1]

(一)消费者保护论[2]

消费者保护论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只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但相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终极目的而言,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我国未来的反垄断立法、执法与司法应当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其终极目的;否则,如果反垄断法的目的设置不当或者混乱,将增大反垄断法实施的难度,削弱反垄断法的主题,最终可能会导致反垄断功能的丧失。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人们通过消费,满足了需要,又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生产不断发展。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能促进消费者利益时,才应加以注意。只有当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才能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保护消费者权益离不开法制;而且,保护消费者权益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事,还必须依赖于其他法的有机配合,反垄断法就是这样的法律之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也不论是突出公平还是突出效率,反垄断法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增进消费福利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这在立法上有突出的表现。美国是反垄断立法的发祥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逐渐走向垄断,经济生活中的托拉斯、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在这一阶段,美国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实际上是围绕着反垄断进行的。《谢尔曼法》似乎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提高消费者福利的经济目的。这一固有的经济目的也清楚地反映在《克莱顿法》的法条措辞中。1938年《惠勒一李法》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进行修改,规定除了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外,不正当或欺骗性的做法也属违法行为,目的就是使该法适用于那些直接对消费者产生有害影响的商业行为。在仿效美国反托拉斯法基础上,澳大利亚于1974年制定了《商业行为法》,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保护消费者,提高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该法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于一身,形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竞争法体系。1986年,新西兰在仿效澳大利亚竞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商业行为法》。冰岛也干脆以一部新法典,将限制竞争、不当竞争及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全部规定在一起,说明这三法保护消费者之共同功能。1990年修订的《加拿大竞争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和鼓励在加拿大的竞争,以提高加拿大经济的效益和适应能力,增加加拿大对世界市场的参与机会,同时确认其他国家在加拿大参与竞争,保障中小企业有参与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公平机会,使消费者能够享受价廉物美的服务。

竞争法理论认为,通过竞争机制,就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高质低价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垄断者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优势,可能向市场提供比其实际可能生产的数量少得多的产品,与此相适应,索要与其生产成本相比不合理的高价。因此,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保持在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相适应的水平,目的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主要是指消费者选择商品和自主交易的权利。限制竞争实际上就是限制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利。反托拉斯法之所以禁止固定价格、横向限制、掠夺性定价、反竞争的合并、不合理的纵向限制这些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对自由的市场本应产生的价格和产品的多样化强加限制,从而扭曲了选择的供给。用消费者选择模型来解释都极为适合。固定价格和其他非法的横向限制人为地抑制了竞争性市场原本能提供的多种价格选择。掠夺性定价同样妨碍竞争性市场本能提供的系列价格选择。掠夺性低价仅在短期内对消费者是有益的。长期而言,这种价格可能会把那些提供消费者实际上更喜欢的选择的公司排挤出市场。一个反竞争的横向合并能直接排除有意义的竞争。表现为价格选择、产品质量或产品多样性方面的减少或降低。它还会产生长期或间接的效果——使得整个行业范围的共谋更加容易、更加可能,潜在地导致消费者喜欢的更多选择的消灭。转售价格维持和其他纵向限制也能产生限制消费者选择的效果。转售价格维持直接限制向消费者开放的价格选择,限定他们采用制造商确定的价格。

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保护,是通过维护竞争机制而使消费者获得最终的受益和福利。因此,反垄断法若要担当起通过制止垄断行为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不仅应该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作为基本价值目的,更应该提供权威有效的解决途径,使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反垄断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多种,但理论上只有司法途径才是最终、最权威、最有力度的方式。

(二)经济效率论[3]

经济效率论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垄断行为),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效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 [4]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1]终极目标论对于解决多元化反垄断法宗旨之间的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防止扭曲原观点的意思,笔者只对两个观点的内容作了适当的整理,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作者观点的“原汁原味”。

[2]颜运秋:《反垄断法的终极目的及其司法保障》,《时代法学》2005年第6期。

[3]盛杰民、叶卫平:《反垄断法价值理论的重构》,《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4][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

来源:垄断杂谈

如内容涉及侵权,请联系客服删除。国家知识产权平台华发七弦琴 » 反垄断法宗旨研究(8)
分享到: 更多 (0)

评论 抢沙发

产品和服务

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