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宗旨研究(7)

二、多元论

多元论观点认为:反托拉斯法的制度设计是达到和保护一组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些价值既不能简单量化又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目标。持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但是他们各自内容又不完全相同。

(一)美国杰斐逊主义

美国杰斐逊主义(又被称为人民党成员,英文为Populist)是多元论观点的典型代表,它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反对者,该学派旨在寻求维持一种由大量的小的单元组成的竞争型经济社会。以经济效率是否为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为标准,杰斐逊主义又可以分为激进派与温和派。[1]

1.激进派观点

激进派以Sullivan和Fox为代表,他们在研究谢尔曼法立法前的经济情况后认为,在当时由洛克菲勒带头进行的托拉斯风潮之下,农民、工人、小企业家都深受其害,托拉斯受到了社会大部分的敌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提议制定反托拉斯法,因而谢尔曼法以及后来通过的反托拉斯法都是着重控制大企业滥用其经济力量,保护小商人和立德参与机会。1950年通过的塞勒帕克费沃法严格控制企业合并,其目标也在于分散市场力量。法院严格执法时期,也是促进机会的平均和力量的分散,杜绝市场力量的几种和剥削。因此,谢尔曼法以及后来通过的反垄断法在传统上有两个重心:一是政治的,即对大企业和少数竞争者的不信任,重视市场力量的分散和对弱者的保护;二是社会经济的,即从小商人和消费者的角度着眼的竞争规则,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否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作为一个消费者能否有机会取一项公平的交易。资源配置效率从来不使反托拉斯法的规范目的,也不使执法的先决条件,只要证明竞争过程受到损害即可。[2]

2.温和派观点

温和派以Hovenkamp为代表,他们承认经济效率是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之一,但并非唯一目的。温和派认为,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虽然勉强可以套上经济效率的目的,但后来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都是保护中小企业免受大企业不公竞争的,而且鲁滨逊帕特曼法和塞勒帕克费沃法的制定也是为了保护中小企业的。因此美国反托拉斯的政策目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单一的经济效率范畴,还包括很多非经济效率的政策目标,这些非经济效率的目标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还会优先于经济效率目标。温和派的观点在美国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国很多法院的判决明显采用该学派的观点。例如法官Learnhand在著名的美国铝公司案件判决中指出,“除了上述经济理由使我们应该禁止独占外,还有其他理由。我们相信庞大的产业联合本质上是不宜追求,不管其经济后果究竟如何。……这些立法一贯的理念是为了其本身的目的,不管其可能的成本如何,我们必须维持保存一个小厂商相互竞争的产业结构。”[3]

(二)德国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又称西德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并成为前西德的主流经济学。它是一个由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校教师组成的团体,其活动中心在前西德的弗莱堡大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根、艾哈德、罗柏凯、鲁斯托夫、阿尔马克、路茨等。弗莱堡学派的基本经济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国家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是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理论基础。弗莱堡学派的核心主张是保护竞争和反对限制竞争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还可以保障政治自由。纳粹时代的反面教训表明,经济自由的终结意味着政治自由的终结。如果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互为条件,如果他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维护一个竞争型的经济秩序就能够显著地影响政治领域的结构。[4]

艾哈德是战后西德政府的总理,他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制定与颁布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交色。由于艾哈德市德国弗莱堡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所以反对垄断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1950年10月22日于戈斯拉尔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会议上,艾哈德巴将来德国的反垄断法描述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石,他认为,这些法案的目的是在于“防止集团利用组织上和法律上的保护,从事营私牟利,这有利于自由竞争的”,它是授予联邦政府处理公开或者秘密的限价协议的一个文件,这项反垄断法案是“利用和实施了我们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最好原则”,它是“德国复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

弗莱堡学派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从整体上维护竞争秩序,创造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禁止卡特尔,即在原则上禁止卡特尔组织和卡特尔协议,禁止潜在的竞争者之间通过非正式协议来协调行动,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允许卡特尔合法存在。第二,控制企业兼并,它分为事前控制合并和时候控制合并,凡是达到一定标准的,必须在合并前向卡特尔登记局申请;其他的则在事后向卡特尔局申报。第三,监督市场权利的滥用,例如监督控制市场上的企业对消费者的剥削等。[6]

(三)中国经济法理论界主要代表观点

我国经济法理论界有关多元化的观点是相对比较丰富,这些观点之间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限于篇幅问题,笔者在此对相关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观点作简要的介绍,。

王晓晔教授认为,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7]第一,提高经济效益。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人们对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方面的期望一般是资源配置效益和生产效益。市场竞争首先在优化配置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当市场存在竞争,企业才能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即根据需求者的愿望配置资金和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才能实现优化配置,从而产生经济效益。第二,维护经济民主。市场竞争的功能决不仅仅局限经济方面,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而且与“自由”、“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谢尔曼法产生的历史说明,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自由,这样的社会实际上不是市场经济。反过来亦然,一个社会如果只有自由而没有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实际上也没有自由。因为只有在市场竞争存在的条件下,人们才能限制经济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而且也只有在竞争存在的条件下,一种经济势力才不会成为垄断势力永久存在下去,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方面就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三,保护消费者。竞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护消费者,但是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同,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利益主要体现在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自主交易的权利。因为在限制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中的任何规定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徐士英教授认为,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保护经济主体的自由权利。反垄断法对社会竞争机制的保护体现在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自由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不受强力阻碍。在存在垄断的情况下,大公司和小企业之间已经是不平等和自由的竞争关系,而是大公司对小企业的排挤、掠夺和控制关系。反垄断法通过限制企业合并等行为,把垄断垄断企业对市场弱小企业的不公平交易减低到最小程度。第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反垄断立法的发展中,对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日益成为主要原因。垄断组织利用其优势,不断抬高市场价格以掠夺超额利润。20世纪中叶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制定反垄断法或者修正这些法律制度时,都伴有消费者对垄断力量所恣意妄为加以抵制的高潮。第三,维护社会财富分配正义。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们应该通过自身的合法行为获得财富,但垄断者仅仅通过设置市场进入的障碍就获得了垄断利润。这与社会分配的正义和公平相违背的。第四,维护社会的政治民主。反垄断法在一些发达国家被称为自由经济的大宪章是由一定政治含义的。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曾经一度放宽对垄断的官职,随后却发现经济情况更趋于恶化,民众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一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检讨放宽管制的不适当性。经当时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后指出,除非能够再次规范已经主宰我们生活的资本大量集中现象,否则将无法防止垄断恶性持续恶化的可能,也没有希望贯彻与维持一个在民主政治庇护下存在的自由经济体系。[8]

孔祥俊教授认为,确立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尤其需要强调以下几点:[9]第一,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是维护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制。首先,反垄断法的基点应当是维护竞争自由或者自由竞争,包括自由进出市场、自由实施市场行为以及有权排出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其次,反垄断法也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第二,反垄断法更主要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率是反垄断法追求的基本目标,即通过对竞争自由的维护,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效率。第三,竞争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消费者福利。这是对消费者的最高层次上的保护。只有具有自由公平竞争机制,才能够使生产者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高质量的商品,而消费者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这些商品。第四,维护市场统一和消费市场壁垒。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经济体制下,各种分割、封锁市场的壁垒比比皆是,构成对统一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极大威胁,严格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统一和竞争自由的基本法律,维护市场统一和消除市场壁垒应当是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立法目的。

王源扩教授建议将我国竞争法的政策目标确定如下:[10]第一,坚持公正原则,巩固社会经济稳定。这一目标,是指无论在立法还是在特定案件的司法处理中,都应当确认、实现和保护竞争者之间、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增强经营者对经营环境和经营秩序的信心,增强消费者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增强全社会对改革进程的信心,为体制平稳过渡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大环境。第二,促进改革,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前已述及,我国目前的经济生活中,行业、部门的经营权垄断、原材料和其他一些商品市场的地方行政垄断,都还十分严重。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虽作了一些禁止性规定,但这些规定能发挥多大作用尚须实践来检验。虽然随着企业自主权的增加,经营性垄断行为如企业间联合定价等也会逐渐增多,但相比之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打破行政性垄断,削平人为的市场壁垒,为竞争本身的存在创造体制条件,要比控制经营性垄断行为更加重要。第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经济技术进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按照西方新古典学派的纯粹竞争市场模型理论,市场结构的分散化,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条件。这一理论不仅在西方受到质疑,以我国的经济现实来衡量,似乎也难以成立。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国的汽车行业。与美、日、西欧的汽车制造业相比,我国汽车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更加分散,但其竞争力却远不能令人满意。这其中虽有许多历史的原因,但在低水平、小规模上搞重复建设,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过度集中,在我国绝大多数行业还不成其为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的过度分散,中小企业管理、技术和装备水平低下,常常是主要症结。第四,坚持互利合作,保护我国的国际经济利益。这一政策目标,是指在制定、解释和执行竞争法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扩大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并保护我方能从对外经济交往中获得合理的利益,在履行我国条约义务的同时,坚决抵制任何国家以竞争法武器损害我国利益。在我国竞争法的上述政策目标中,贯彻始终的灵魂是公正和效率,而公正目标应具有更加根本和优先的意义。只有在公正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持久稳定的效率,效率也才有意义。

[1]参见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2]赖源河编审:《公平交易法新论》,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6—27页。

[3]UnitedStatesv.AluminumCo.ofAmerica,148F.2d416,443(2dCir.1945).

[4][德]D.沃尔夫:《德国竞争法的经验》,载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257页。

[5][德]路德维希·艾哈德著:《来自竞争的繁荣》(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页。

[6]参见梁小民著:《弗莱堡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7]王晓晔著:《竞争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8]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29页。

[9]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214页。

[10]王源扩:《我国竞争法的政策目标》,《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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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垄断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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