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1)

相关市场界定的重要性

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个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相关市场界定的基础性

虽然伴随着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和方法的改进,部分反垄断案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需要对个案涉及的相关市场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例如在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情况下;但是由于反垄断法的核心任务是制止和消除不合理的垄断,而判断一个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不合理垄断时,通常需要将该主体置于一个具体的市场背景下才能作出科学判断,这个市场背景就是反垄断法上所谓的“相关市场”。因此,“在大多数场合,相关市场的界定实际上是竞争分析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虽然其内容未必规定在反垄断法的具体条文里,但它却蕴含在反垄断法的各主要制度之中。”[1]所以,“可以说,任何反垄断法都必须有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否则很多案件就无法审理。”[2]

在处理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在对涉案企业的行为进行定性之前,原则上必须对涉案企业所处的市场范围进行分析。[3]只有在合理确定相关企业所处的相关市场基础上,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才可以进一步确定涉案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涉案企业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滥用性质。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杜邦案件的判决中写道:第2条下的诉请“对相关市场做出裁定是必需的阐述”。[4]

在处理涉嫌垄断协议的案件中,虽然在不少情况下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可以直接依据本身违法原则进行操作,可以不对具体案件的相关市场进行合理界定;但是伴随着本身违法原则适用空间的萎缩和合理原则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适用硬性需求,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在处理涉嫌垄断协议的案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需要合理考虑个案所涉及的相关市场范围;在涉及豁免制度的情况下,反垄断执法机关原则上需要对具体案件的相关市场作出界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有关豁免决定的科学性。

在处理经营者集中的案件中,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原则上是需要对具体案件的相关市场作出合理界定的。[5]出于对“结构主义”理念的部分认同,大多数国家或者地区都适度地对经营者集中进行合理控制,而反垄断执法机关在此方面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实质性限制竞争”或者“市场支配地位”。[6]但是无论是何者,这些控制标准的适用都需要将经营者集中案件置于特定的市场背景下,否则,反垄断执法机关是无法依据这些标准对个案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合理的裁决。从实践来看,相关市场的界定通常是经营者集中案件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工作,这无论是对于反垄断执法机关还是涉案企业本身都是如此。

(二)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性

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的界定工作通常会对整个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处理具体的反垄断案件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关注的核心内容是涉案企业的行为是否会对相关市场的竞争产生实质性的限制效果。从实践来看,涉案企业的相关情况(如经济规模、已然发生的市场行为等)都是比较具体确定的,但是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所关注的涉案企业行为可能影响的对象范围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对的不确定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关市场的界定工作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个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垄断执法实践还是在目前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在早期的反垄断法实践中,反垄断执法机关和法院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解决相关市场最大外延这个问题,使得相关市场的范围弹性空间非常大。“在过去几十年里,FTC和DOJ在并购调查中都要对不同产品是否具有足够的替代性而属于同一个相关市场作出裁决。但是在这么多年中,对于市场的外延应当达到多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作出刚性的回答。”[7]虽然SSNIP测试法的产生和改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但是当今各国的相关市场界定仍然具有不确定性,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涨价幅度选用、参考数据来源的选用、认知差异以及不同机关在最终结果认定上的较大差异等。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对企业的地位能够直接产生放大或者缩小效果,从而可能直接影响企业行为性质的变化。正是因为如此,“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和律师非常关注本国反垄断法在界定相关市场方面的法律观点和技术。”[8]

在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对整个案件的最终裁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示例是非常多的,它们主要集中在两大类型的案件中:

第一类,企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反垄断法中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条款在适用上存在一个硬性的前提条件,即涉案企业具有支配地位(包括绝对的和相对的)。如果涉案企业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即使其实施的行为完全等同于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也不能因此依据反垄断法来进行处理。在涉案企业的经济规模或者综合实力既定的情况下,相关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与其被置于考察的市场范围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界定出来的相关市场范围越大,涉案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就相应的减小;否则,反之可能性就越大。这个方面的最典型案例就是1956年美国政府指控杜邦公司垄断玻璃纸生产一案。[9]在此案中,美国司法部在1947年12月13日根据《克莱顿法》第四条向哥伦比亚特区法院提起反托拉斯民事诉讼,指控杜邦公司生产的玻璃纸占据美国玻璃纸包装材料市场的75%,并且依靠这个优势地位对州际贸易进行垄断,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二条。美国最高法院在最终裁决中没有采取司法部就此案的相关市场界定建议,而将该案件的相关市场放大到整个灵活包装材料市场,以包装表皮计量,玻璃纸在整个灵活包装材料中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17.9%,故认定杜邦公司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二类,经营者集中案件。在经营者集中涉及的营业额达到既定的申报标准和参与集中的各方经济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整个集中案件被置于考量的相关市场的范围大小在较大程度上可能直接影响着反垄断执法机关对此的态度。[10]根据以往的实践来看,具体案件的相关市场范围越大,企业实施的经营者集中行为获得反垄断执法当局批准的可能性就相对越高;否则,可能性就相对比较低。


[1]王先林:《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

[2]王晓晔:《举足轻重的前提——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界定》,载《国际贸易》2004年第2期。

[3]伴随着“相对优势理论”在反垄断法中的兴起,在少数情况下,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在处理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时,可能不一定需要对个案的相关市场范围作出具体界定。有关此方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将在尾论中展开。

[4] United Statesv.E.I.du Pont de Nemours&Co.,353 U.S.586,593(1957),quoted inUnited Statesv. Marine Bancorp.,418 U.S.602,618(1974).

[5]伴随着反垄断执法机关所采取的权衡方法变化,在有些情况下,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处理经营者集中的案件过程中可能不一定对个案的相关市场作出具体界定,而通过相应的方法来判断该项合并对消费者群体的影响来决定是否准许实施。有关此方面的详细内容,我们也将在尾论中具体论述。

[6]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主要采取“实质性限制竞争”标准,德国则采取“市场支配地位标准”。

[7] David T. Scheffman and Joseph J. Simons,The State of Critical LossAnalysis:Let’s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the Whole Story, The Antitrust Source, November2003.

[8]王晓晔:《举足轻重的前提——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界定》,载《国际贸易》2004年第2期。

[9] United Statesv.Du Pont & Co., 351U.S.377(1956).

[10]  在经营者集中的案件中,相关市场的范围大小是影响反垄断执法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还涉及诸多的重要权衡因素,如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难度等。在有些情况下,集中后的市场份额相对比较高的案件也可能获得通过,例如日本三菱丽阳公司收购璐彩特国际公司案件;在有些情况下,集中后的市场份额相对不高,但是可能被否决,如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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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垄断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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